香港特区政府将就高铁“一地两检”向立法会提交议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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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-08-08 15:50:1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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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人大校友当中,有的人把在校时的学业延续为终身的事业,例如,陈锡文、顾益康等学者深入农村改革第一线,参与重大政策制定,在农村改革的每一个阶段都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  与他们类似的,还有从参与农村改革、研究农村问题起步,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周其仁,以及在1980年代参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和方案设计的米鹤都。人大校友汪建熙则全程参与了证券市场制度建设,成为资本市场的重要人物。

  人大校友在思想界的代表性人物,有以思想和文学创作影响了一代青年的作家王小波;也有观照现实,潜心思考,提出“潜规则”等概念的吴思,以及撰写了《帝国政界往事》的李亚平。

  在学术领域,杨奎松以专业建树成为本领域的佼佼者,被视为党史研究的代表性人物。人大校友黄卫平、蔡昉等不仅教书育人,著书立说,还曾应邀为中央政治局集体授课;李秋零则坚持数十年研究并主编翻译了9卷340万字的《康德著作全集》。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家教授李玫瑾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,她以突出的学术成就被称为“中国犯罪心理画像第一人”。

  母亲是人大教授、如今已旅居美国30多年的人大78级校友陈志军在接受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采访时表示,受中国人民大学的历史与地位的影响,他认识的人大校友都有家国情怀,无论身居何位、身在何处,都始终关心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。

  他的话得到了另一位人大校友齐放的印证。齐放回忆说,在自己读书的年代,常常和同寝室的同学们彻夜“卧谈”,讨论中国到底应不应该改革开放、市场经济还是不是社会主义,有时争论得太激烈、声音太大,会引来楼管老师的批评。“无论你是否承认,在你一脚跨进人大校门的那一刻,一种对国家的使命感、责任感就已经开始灌输在你的血液中了。这一点,将会影响你在每一个人生关口的选择与终生道路。”

  陈志军就是这样,尽管他于1980年代赴美留学,此后一直在美国从事数据库工作,但一直心系祖国,念及母校。

  早在1994年,他就在大纽约地区成立了美东人大校友会。他还记得,那一年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5周年。在一个法国朋友的启发下,以校友会为依托,他组织了纽约华人的第一次上街游行,以庆祝中国国庆。“游行时,我们遭到了各种人的干扰、威胁,还有人向我们扔鸡蛋、西红柿。还有人冲着我喊,威胁道:‘陈志军,我知道你住在哪里!’但我并不在乎,我觉得我在做一件非常正义的事情。”

  此后每年的10月1日,纽约华人的国庆庆祝游行就成了必备节目。第二年,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50周年,当时香港还没有回归,陈志军又以人大校友会的名义,与香港、台湾地区的校友会合作,在纽约的林肯中心举行了一场两岸三地的音乐会,当时的纽约市市长也莅临祝贺。

  在美东校友会的基础上,2014年,陈志军与岳京生等校友一起,又成立了人大北美校友会。在北美校友会成立的同时,他们受人大国际货币研究所委托,联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全球商业中心、英国官方货币与金融机构论坛一起,在纽约举办了“人民币国际化机遇与挑战研讨会”。

  对此,陈志军解释说,由于人大金融类学科实力雄厚,人大金融界校友在国内外都有杰出业绩,比如,人大78级国民经济计划专业毕业生、著名华人基金经理李山泉,人称“华尔街的中国财神”。

  在李山泉等人的发起下,他们希望通过联合北美校友,共同商讨并把握全球金融市场的基本脉络与趋势,提升人大校友在国际金融圈的发言权和影响力。

  最近两年,北美校友会又举办了两届金融明德论坛,他们希望将该论坛打造成“浦江创新论坛”那样有品牌效应和影响力的高端会议。

  “经世致用”与“学缘”

  人大校友、青年学者周兴旺在他的著作《使命——中国人民大学的世纪传奇》一书中这样描述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的风格特点:“北大人追求娴静、潇洒的心灵状态,清华人则追求刻苦的劳作与丰硕的成果,人大人追求的或许更类似于君子精神的入世态度。”他又写道:“人大人不一样,她的学生身上一种更可贵的东西就是参与意识,在许多方面都是。” 

  人大校友关注的领域,既有高大上的国家发展战略,也有对困难校友的人文关怀。

  今年5月,“人大94级档案系毕业生伍继红沦落为江西农村一名育有6名孩子的低保户”一事成为媒体热点。5月26日,该事件由当地微信公号“修水红人”发出后,迅速引起了校友的注意。人大海南校友钟文峰在得知消息后,第一时间让在江西修水工作的表妹陈艳前往探望。

  一天之后,人大江西校友会就发起了轻松筹,原定5万元的目标很快达到。考虑到盖房子和伍继红的小孩看病资金缺口,目标后来提高到15万,这一目标在18小时内迅速实现。

  随后,94级档案系校友迅速建立了帮扶会,就在一天之间,校友们理性地整理了捐助数额,安排了探视,并筹划未来的帮扶计划。校友的不断介入,对伍继红提供了多方帮助。

  实际上,这并不是人大校友第一次救助校友。此前在人大校友圈,以班级为单位的救助行为已经非常普遍。人大78级法律系毕业生蔡晓鹏的同班同学身患癌症,且家人都在国外,当时他们全班不仅为其捐款,还派同学定期去医院看望陪同。

  人大新闻系一位校友在身患重病后,在医学上被宣判救治无望,为了从精神上鼓励他继续走下去,同学们给他写了一封信,附上全班同学的签名,交给他的妻子带去读给他听。

  一年前,人大2007级博士毕业生、山西某大学老师杨校友的孩子被发现有线粒体Leigh综合征,为了看病,家中已花去十多万元,背上了沉重的财务负担。杨校友与爱人也因孩子的身体而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压力。得知情况的人大校友们迅速行动起来,通过轻松筹、微信红包等多种方式为她筹措到了30多万元,并去医院探望,给杨绘荣做心理疏导工作。

  除了救济有困难的校友,更多的人大校友汇聚在一起,是为了分享、共赢与合作。以网络为平台,人大校友们有很多以主题区分的微信群,例如,有媒体群、白领群,甚至还有一个人大校友的“北京遛娃群”。

  实际上,人大校友的活力与行动力,并不是从毕业后才具备的,而是从校园时期就延续下来的传统。一个最有力的佐证,就是人大的学生社团活动是非常丰富与活跃的,其动员学生规模之大,参与程度之深,也是全国高校中所罕见的。

  据不完全统计,人大有全国一流的学生艺术团;有全国高校中规模最大、专业化程度最高的的学生报业集团——青年人大报社;此外还有数量与质量均居全国高校前列的130多个学生社团,以及学生学术节、五四文化节、服饰文化节、“风载我歌行”等一系列传统品牌节目。

  周兴旺就在书中写到,“在人大,完全没有参加过学生工作、社团工作的同学几乎是不存在的。”而相比之下,“北大的学生社团工作也非常活跃,但与北大人的风格相似,其社团活动也有些散漫,没有太强的组织性……有不少比较冷僻、另类的社团。”

  在人大“经世致用”的校风熏陶下,周兴旺认为,人大学生“务实活跃、社会活动能力强、政治素质过硬”,“他们有激情,但是与北大人不同,他们身上似乎承载着更多的纪律感和历史责任感,往往担任着组织者和服务者的角色。”

  9月13日,在2017年的新生开学典礼上,人大党委书记靳诺作了题为《珍惜学缘,做一名合格的人大人》的演讲。

  靳诺讲话中的一段话为人大校友的行为做了最好的注脚:“从大家跨入人大校门的一刻开始,‘学缘’将在你们的人生扮演重要角色。同学们与中国人民大学结缘,学校将用自己的灵魂和积淀,带给你们独特的知识品位和精神气质,赋予一种镶嵌在生命中的身份标识。这种‘学缘’留下的烙印,就是我们这所大学文化的核心与精髓。”

  (应受访者要求,齐放为化名)

  声明:刊用《中国新闻周刊》稿件务经书面授权

  人大80年

  从红色基因到中国学派

  中国人民大学的学术风格可以归纳为“经世致用”。这是一种提倡研究当前社会、政治、经济实际问题,将学术研究与社会的迫切需要联系起来,并从中提出解决重大问题方案的治学方法。中国共产党独立创办的具有红色基因的高校能不能建成“中国特色、世界一流”的大学?具有80年历史的中国人民大学用自己的发展历程对此作出回应。

  人大80年:实事求是的大学之路

  毛泽东:“要造就一大批人。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,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……

  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,也不是风头主义者,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。”

 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/钱炜 毛泽东同志给陕北公学学员作报告。供图/中国人民大学

  9月13日,中国人民大学体育馆,来自各院系的2017级新生代表,在校合唱团的带领下唱起了充满革命战争年代气息的《陕北公学校歌》:

  “努力!努力!

  争当国防教育的模范,

  努力!努力!

  锻炼成抗战的骨干。

  我们忠于民族解放事业,

  我们献身于新社会的建设;

  昂首看那边,

  胜利就在前面。”

  在这些年轻学子平时佩戴的耳机里,也许很少传出这样昂扬的旋律,不过,从此时此刻开始的若干年里,他们在这里将慢慢地被“嵌入”这所名校的红色基因。

  走进人大东门,就能看到一块巨石兀立,上刻毛泽东的手书“实事求是”四个大字。这里是全长约9公里的中关村大街的中间处。北望这条大街的尽头,东西两侧分别是前身为清末京师大学堂的北京大学,和用庚子赔款建立的“留美预备学校”为基础发展而来的清华大学。

  人大与清华、北大在地理上的分布,似乎在回应着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脉络:一边是受西方坚船利炮与现代科技冲击而建立的北洋大学堂、京师大学堂、南洋大学等一批新式教育机构;另一边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创办的抗日军政大学、陕北公学、鲁迅艺术学院等红色学校。几十年来,两大源流的汇聚与发展,形成了今天中国高等教育的完整体系,而中国人民大学正是那条红色脉络的集大成者。

  如果用当下流行的大学评价标准——院士数量、科研经费、ESI学科排名等等来衡量,人大也许很难在这些评比中胜出。不过,中国人民大学在教育部的学科评估中有9个一级学科排名第一,这样的实力在全国高校的人文社科领域首屈一指。在上个世纪50年代,《人民日报》对北京四所顶尖大学的排序是——“人北清师”。

  9月23日,人大建校80周年前夕,校长刘伟表示,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,以中国人民大学前身陕北公学为代表的高等教育,为建设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事业做出了具有特殊意义的探索,对三大命题作出了历史回应:一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创办的具有红色基因的高校能不能建成“中国特色、世界一流”的大学;二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能不能建成“中国特色、世界一流”的大学;三是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高校能不能建成“中国特色、世界一流”的大学。这三大命题更是有待深入实践创造性探索的命题,必须树立坚定的自信。

  差点儿建在国外

  陈志军的母亲是华北大学的学生,人大建校后就留校工作,是人大劳动人事学院的退休老教授。因此,陈志军从小就是在人大校园里长大的。如今已旅居美国30多年的他通过越洋电话接受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采访,他说,人大的前身陕北公学,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样,是共产党自己开设的面向党内的培训班,而是一所在当时的国民政府正式注册过的正规学校。“本来要叫陕北大学,但在此之前已经有了一所抗日军政大学。国民政府认为,在陕甘宁边区不需要办那么多所高校,因此,中共高层将其改名为陕北公学。”

  根据人大党史系副教授耿化敏的研究,在当时,延安是中共中央与陕甘宁边区政府所在地,被视作革命灯塔、民主乐园。时任中组部部长陈云提出“广招天下士”,要同国民党“抢夺”知识分子。去延安、上陕公,是当时进步青年的首选项。因此,1937年成立的陕北公学,实际上是一所统一战线学校。

  在当时的形势下,系统地开展大学教育显然并不现实。因此,陕公的教学以政治与国防教育为主。人大党史系的创始人何干之,在那时就开始讲授中国问题、中国革命运动史、统一战线、三民主义研究等课程。

  人大社会与人口学院常务副院长冯仕政回忆说,人大的社会学研究最早可上溯到陕北公学时期。陕公曾设有社会学系,后来调整了教学计划,不分专业,但仍保有社会科学概论这门课。

  对于陕公的办学目的,毛泽东曾这样说,“要造就一大批人。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,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……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,也不是风头主义者,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。”这段话也成为后来人大校训“实事求是”的最好注脚。

  据统计,在1937~1941年间,陕北公学共培养了上万名抗战干部。陕北公学后来被并入华北联合大学,后又联合北方大学,成立了华北大学。中国人民大学便是在华北大学主体的基础上成立起来的。

  “在首都北京的西郊,坐落着新中国第一所新型大学——中国人民大学……”时隔50多年,陈志军还记得这段广播词。坐过火车的人都知道,所有进京的列车在快到站的时候,车厢广播都会介绍北京概况。在陈志军小时候,这段广播词的最后一段内容,就是介绍中国人民大学。在他的回忆中,通过这一细节, 可以看出当时人大的地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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